珠海航展集团有限公司

绝处逢生

　　与约旦的合同，1981年6月签字，8月付预定金后生效。

　　1981年7月，我们的一架飞机在外场发生一等事故，最高当局作了严厉的批示。才从“文化大革命”中全国有名的老大难单位复苏过来的我们厂，开始进行全面质量整顿，莫文祥部长率工作组来厂蹲点。飞机生产线上国产雷达出不来，发动机又常出问题，飞机出不了厂；歼7Ⅲ型飞机的研制进展缓慢，工办很不满意。现在又加上一个出口合同，与引进工作交叉在一起。我们的确处在内外交困之中。好在谢明厂长一贯对我支持和鼓励，使我能沉着应付。

　　章克文同志的这个电话，断绝了我们歼7ⅡA型飞机为空军提供好装备的单相思，只能被迫把劲使在作好善后工作上去。咬紧牙关，不使我们国家的信誉受到损失，不让部里赔冤枉钱，不让引进工作的一切努力付诸东流，最大的风险和担子都要担起来。

　　的确，我们的风险够大了。第一，全部引进生产线的7个专业厂和参加学技术的研究所一下子全部退出这个项目了，领导机关的联合办公室也撤消了，全部专业技术工作只能由我们飞机厂自己来承担。如要向英方提供武器弹道参数，本来是有现成的，但兄弟单位退出后不给了，我们只好下决心自己搞，并且逼着我们自己学火控精度计算。我动员陈金琰同志从气动计算专业上转过来带人解决这个问题。

　　第二，约旦要改型的飞机，不仅进度急，而且改型项目多，没有技术鉴定定型的时间，没有回旋的余地，必须一次成功。比如他们坚持在机翼上不仅能装“玛特拉”R550型红外格斗导弹，而且要外加一对挂架增加一对机翼副油箱。5月份我在京参加对约谈判，他们非常明确地说，不加机翼副油箱，飞机就不要了，我们只好咬咬牙，答应他们。我说在技术上加副油箱重心配不过来，必须加配重，他们说宁可加配重也要改，就当场敲定了。我内心想的是进度太紧。

　　第三，进度问题更突出的是引进航电设备满足不了飞机出口的进度，研制批新设备试飞时还不知道会出什么问题，暴露出来的问题，能及时处理好吗？指标精度能达到吗？新设备投入生产后没有我们先用一段时间的熟悉考验期，会出洋相吗？更何况合同订的飞机出口时间要早于引进合同的设备进口时间半年。但飞机出口时间晚了约旦就不要飞机了，这个风险，陈部长说就冒了，我们看也只能如此。我们飞机厂答应的话是简单的，但这是一付千斤重担。

　　两个合同如此复杂交叉，我们并不愿意，但又是自愿的，我们没有向部里讨价还价，我们甘冒风险。

　　1981年9月10日，陈少中副部长带工作组来厂，在我们招待所召开有20个厂所参加的歼7B型和M型飞机技术经济协调会，即有名的7819会议。

　　在此以前，9月1日莫文祥部长即对我们说“出口约旦的合同，是逼上梁山背水一战，必须统一思想，打好这一硬仗。”